疫情之后,最大的一个问号将是对个人隐私的担忧,全球各地政府纷纷对民众实施的个人监视,是否会成为一种永久性的常态。
2020年春夏之际,为遏制新冠病毒的蔓延,无计可施的全球各地政府开始对民众实施健康监测,借助GPS、智能手机、智能腕表和手环等设备获取相关个人数据。
很多人认为“这是对智能技术的智能利用”。但与此同时,对个人监视的担忧(尽管已存在多年)也在不断上升,因为很多人意识到,长此以往,对个人的监视很可能成为永久性的常态。
早在疫情爆发前就有一些国家意识到,个人数据已成为新的财富来源,而收获财富的并非数据的持有人,而是少数几家大型技术公司。因此,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南非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日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相继出台。
然而,阻止疫情蔓延的迫切性超过了人们对数据隐私的担忧。以色列、中国和韩国的领导人制定了严密的监控政策来对抗疫情,尤其是在民众对安全社交距离和自我隔离等劝诫置若罔闻之后。政府的劝诫原本是呼吁民众尊重常识,然后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似乎并没有常识。他们依旧举行聚会、乘坐公共交通(为了基础行业运行仍在开放),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他们的社交生活。
支持健康监测的人认为,特殊时期需要特殊手段,安全是第一要务。但拥护公民自由的批评家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先例。他们质问政治家是否真的理解这些措施的影响,是否知道后果的严重性。若干年来,监视资本主义已悄然延伸至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病毒来袭之时,剑桥分析公司的丑闻才刚刚尘埃落定。很多人对掌握个人数据的大型企业产生怀疑。疫情期间,一家英国律师事务所建议居家办公的员工在与客户开会时关掉智能音箱,以防敏感信息被录音。
有人认为,电视剧《黑镜》中那种社交监控仅是暂时性的必要手段。只要疫情减退,此种类型和程度的监控便会结束。但历史却告诉我们不同的真相。比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将战时使用的监控手段延续至Black Chamber、Project SHAMROCK及其他一些项目中;以色列1948年独立战争时的新闻审查制度和土地征用政策至今仍在执行。可想而知,疫情结束后,政府可以有理有据地辩解:为了阻止新冠病毒卷土重来或新的传染病,我们需要继续执行严苛的数据审查。
真正让很多人害怕的是,被监控和分析的不仅仅是“点击”和“点赞”这样的网上行为,还有我们的健康、出行和生物识别数据。而这些数据的结合不仅可用于(且 已经被用于)识别我们看到了什么,还能用于分析我们对各种所见所闻做出的反应。简单而言,这意味着我们的个人情感也能被追踪和分析。
诚然,疫情期间的监控措施似乎是明智之举,但请不要忘记,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由善意铺就。疫情过后,我们终将看到隐私权的消亡吗?我们终将明白电影《1984》里的悲剧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