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让全球老龄化问题暴露在聚光灯下
美国有句谚语,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我们逃不过:死亡和缴税。谷歌首席未来科学家雷• 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却不这样认为。他在2004年的著作《Fantastic Voyage: Live Long Enough to Live Forever》中写道,如果我们能活到120岁,那时的生物科技可以先进到让人类战胜死亡。
毫无疑问,不少人乐见这种想法。虽然在21世纪初期,这种想法听起来还相当虚幻,但它背后的信念却让很多人将永生视为道德之善。
但现实中,我们都知道自己终将死去,只是不知道在何时(不过我们知道我们依然在为降低病毒的影响而缴税)。
新冠病毒除了造成精神上的恐慌,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疫情过后,我们将如何看待变老和死亡这两个永恒的话题。
我们看到全球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包括私营和公立)因大量人的突然感染而承受了巨大压力。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机构平时将大部分资源和预算用于延长高龄和重症患者的生命。
我们惊恐地看到,一线医生根据病人的年龄和存活概率来确定谁可以得到救治。很多人批评英国政府前首席科学家David King爵士让90岁以上的病毒感染者留在家中,以免加重NHS(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负担。但很多人私下里认为他的建议很有道理。
新冠病毒让全球老龄化问题暴露在聚光灯下。我们无法逃避的现实是:在2020年至-2030年的10年 间,每天将有一万名出生于二战后“婴儿潮世代”的人年满65岁,其中每10人中就有7人需要被长期照料。尽管80%的美国人表示比起医院,自己更希望死在家中,但事实上接近55%的老年人最终在医院或养老院终老。我们意识到,全球65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已经超过了5岁以下的儿童。那么谁将为库兹韦尔Kurzweil的美好愿景买单呢?
如何将医疗卫生预算从疾病治疗转向预防,这是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但充满挑战。作为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28%;而且日本还是全球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人均寿命达84岁。其每年的老年人护理成本超过1,380亿美元。由于公共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0%,偿债支出又占到总支出的24%,日本政府迫切需要为缩减成本而寻找出路——让民众居家养老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为改善老年人的生活,一个名为“老人福祉科技”的新研究领域出现了。这一前沿学科关注如何帮助老年人按自己的意愿居家养老,包括为绝症患者提供缓和医疗。该领域的重要进展包括:使用人工智能、传感器、虚拟现实和可用性设计来提高老年人的视力和听觉,并针对记忆力衰退提供帮助。其目的非常明确:让老年人离开医院,不占用政府预算。
与此同时,很多人还意识到我们要为不可避免的死亡做好准备。人们开始公开地讨论希望以何种方式、在何时死去。肿瘤专家兼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生命伦理学主任Ezekiel Emanuel于2018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备受争议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如今却引发了一批新读者的 关注,并且被畅销书《奥弗顿之窗》引用。Emanuel所推崇的概念被称作“有计划死亡”。他认为,通过指定自己的死亡日期,我们不必再为延长生命而费尽心机,而且还能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做好规划。他指出:“这种明确性可迫使我们思考生命的最后时刻,思索最深层次的生死问题,并审视我们能为后代、社区、同胞和整个世界留下些什么。确定的死亡日期也能迫使每个人扪心自问——我们消耗的资源与做出的贡献是否匹配?”
想要完全解决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各种生死问题,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至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本文开头引用的那句谚语,并发现战胜死亡的想法是多么愚蠢。